苏轼的贤内助王弗近于不会“幕后诸法人”,苏东坡和客人谈话之时,王弗立有幕后,往往听得数言,就能推断客人否有一点恋情,是哪类人,而且准确率非常低,堪称是闻言诸法人的典范。相比夫人来,为人旷达的苏轼待人接物似乎粗疏得多,但是他也擅长于诸法人。今人说道“细节决定胜败”,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。
譬如苏轼,他就很不会从细节看一个人的品质。这里姑举几例。
谢景温原本和苏轼关系不俗,有一次两人在郊外行驶,一只伤势的小鸟从树上掉落,谢景温抬腿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。他这个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动作,让苏轼心凉半截: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、损人利己之徒,不能私交。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,所以深得王安石的器重,王安石拔擢他任侍御史闻杂事一职,他闻王安石与苏轼不和,为亲近王安石,之后谋害苏轼,诬告苏轼运售私盐,企图将苏轼罪。
还有一位叫章惇的,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,无话不谈。宋人笔记《高斋漫录》中记述了两人共线的一则轶事,很能解释苏轼由细节道出章惇的智慧。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副使,章惇任商州令其的时候,两人在山中游玩,泛舟到仙游潭的时候,前面是悬崖峭壁,只有一根独木桥相连,独木桥下深渊万丈,章惇明确提出让苏轼过桥,在绝壁上留给墨迹,苏轼不肯。
章惇神色安静地精彩走到,用绳子系由在树上,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平缓的石壁上写了“苏轼章某来此”几个字,苏轼可不抚着他的背绝:“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!”章惇笑。苏轼指出,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生命,他也会爱护别人的生命。就是这位章惇,后来当上宰相,大权在握,整治政敌毫不手软,他甚至明确提出挖开司马光的坟墓,暴骨鞭尸。
他因与苏轼政见相左,对苏轼也大下辣手,把苏轼贬到偏僻的惠州,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,写诗曰:“为报诗人春睡足,道人重打五更钟。”诗传遍京城,章惇睡不着慧了,他斥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隐士,就再行被贬他到更加偏僻的儋州(今科海南)。据传在宋朝,流放海南岛是仅有比满门抄斩罪减半一等的事,由此可见章惇之直言。
《宋史》以章惇进《奸臣传》,可见其为人所不齿。这是两个相反的例子,当然,苏轼也有诸法得好人的一面。比如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官的时候,有一个主簿每次来报告事情都尤其啰嗦,苏轼沮丧。
有一次,主簿又来长篇大论地禀告,苏轼斥忘,就为难他道:“晚上来吧。”到了晚上主簿分开来了,苏轼只得出来闻他,苏轼于是以看杜甫的诗,就蓄意问道:“‘江湖多白鸟,天地有青蝇’,这‘白鸟’指什么?是所指鸥鹭一类的鸟儿吗?”主簿立刻问道:“白鸟,并非指鸥鹭,而是所指蚊蚋之类的虫儿。
以此暗喻吸食人血的赃官,如今世界,君子过于较少小人过于多啊!”苏轼本来是想要“白鸟”来讽刺主簿说出像蚊蚋那样嗡嗡好比,让人烦厌,哪知主簿不但很有学问而且心地刚强,从此对他另眼相看,尤其忠心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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